那坪那狗那乡愁——读聂雄前新作《鹅公坪》 每日速讯
2023-04-18 14:17:23
袁铁坚
一
【资料图】
“故乡心事在天涯”，读聂雄前的新作《鹅公坪》，首先想到的就是他那经常谈及的父母，英年早逝的长兄以及双峰乡下的那些风土人情，许多思乡的古典诗句便排浪式地涌来，“少小离家老大回”(贺知章)，“清明时节雨纷纷”(杜牧)，“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李清照)，“故乡遥，何日去”(周邦彦)……中文系出身的我们，常常习惯于用这种诗情画意来诠释曾经的故乡，以牵托某种乡情和乡思，于是，便有了“几回回梦里……双手搂定……”似的煽情和歌唱。但是，且住，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聂雄前笔下的故乡可谓是五味杂陈，气象万千，草蛇灰线，莫衷一是，绝不是思念和歌颂那么简单，那么肤浅，那么平铺直叙，一览无余……
读着这一行行即将变成铅字的书稿，回忆起这四十年与聂雄前情同手足般的交往，我的脑海里反复交错呈现出三个不同阶段的形象，这就是我所熟悉的那个聪慧刻苦而又有点贪玩的校园学生“鲁达”，那个踏实肯干却又透出某种精明狡黠的职场达人“聂总”，以及我并不熟悉但却在书中活灵活现不断蹦出的那个乡下活泼可爱、被亲情包裹、被乡音环绕的“雄前宝”。
聂雄前的人生可谓是三段式的回旋曲和交响乐，虽谈不上波澜壮阔，却也可称之为荡气回肠，韵味十足。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当然还是校园学生“鲁达”，聂雄前在湘潭大学当了7年学生，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毕业，他在湘大颇有一点名气，主要的还不是他的学业，而是作为双料球迷——又打球又迷球，大凡“世界杯”之类的比赛，他所在的地方都是最热闹的，他的篮、排、足三大球都玩得有模有样，乒乓球也有的一拼，所以，同学们看中他的不是学业成绩的优秀，而是他会玩，能玩，乐此不疲，而且有号召力。他有一个外号，叫“鲁达”，甚至盖过他的真名。谁取的，已经无法考究，但一定出自中文系之手。取名“鲁达”，据说缘于两个原因，一是他姓聂，文章写得好，充满着诗情画意，智利有个大诗人名曰聂鲁达，于是李代桃僵，聂鲁达取代了聂雄前，人前人后，他便被人亲切地唤作“鲁达”；二是他五大三粗，面庞黝黑，为人又仗义，颇有点水浒中黑面大侠鲁智深的味道，鲁智深别名鲁达，套在他身上，似乎也是名至实归。校园里的鲁达可谓春风得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不仅学业、球技与日俱增，还收获了校园爱情，将历史系的系花揽于怀中。
但烦恼也时时纠缠着他，主要有二。
一是他颇有运动天赋，球技也佳，但始终不被认可为众望所归的“球星”。以他最为看中的篮球为例，无论他如何卖力，如何拼抢，如何左冲右突，但与同届的黄志坚等球星相比，球技可谓小巫见大巫，完全不在一个等级。这些校园球星可是入选过湖南省少年队，城中少年童子功的威力哪是乡间孩儿的野路子可比?
二是他一口浓重的双峰土音，一直让他纠结难堪，甚至有些头疼。想起一件往事：一次，他在操场练球，弄到很晚，食堂都关门了。他就跑到我家来求助，那天，只有我妈一人在家，我妈一口的衡山乡音，外人很难听懂，而鲁达又是满嘴的双峰话，两人一对话，那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完全是一头雾水。结果，鲁达将我妈领到厨房，拍拍肚皮，指着灶台，拿起饭锅，靠一系列的哑语最后才把吃饭的问题解决。
他曾经告诉我，在乡下，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学校，甚至于公社的广播站，每天环绕在他耳边的都是双峰话，上大学之前，他几乎就没有任何普通话的概念，上大学之后，要求学普通话，他也曾尝试过，犹如东施效颦，既遭别人嘲笑，又被乡党讽刺，他索性“死猪不怕开水烫”，一路乡音走到底。
但对此，他还是有些苦闷纠结，时不时有点“乡音恐惧症”，记得，有一次他大发感慨：老子若能象王鲁湘那样，一口普通话，一定去京城闯天下，搅得风生水起。
最后，校园里的“鲁达”还是回归于履历表中的聂雄前，在经过了湖南文联短暂的过渡之后，来到了深圳。或许，深圳就是一个海纳百川之地，即令是一口难懂的乡音，聂雄前还是闯出了一片天地，成长为一位真正的职场达人，从深圳女报，到海天出版社，再到深圳出版发行集团，他一路高升，成为深圳文化产业的业界精英，行业翘楚。
聂总是深圳的聂雄前在各种场合被人称呼的代名词。但聂总始终还是有着农家子弟的质朴，他的助人为乐，他的古道热肠，他的心直口快，一直为朋友们、同事们津津乐道，交口称誉。大凡朋友家同事家有了难事急事，首先想到的就是聂雄前，他精通人情，懂得周旋，勇于担当，善于“了难”(湖南方言，即解决问题)，是众人心目中的“及时雨”“活雷锋”。
他有着浓得化不开的乡音乡情乡愁，被人调侃为不在编的双峰驻深办主任，诸如王憨山一类的双峰籍名家画展等文化活动，都离不开聂总的身影，更有许多沾亲带故的双峰老乡在深圳遇到难事，第一时间便是去找聂总，因为他主编的杂志发行量巨大，上面的联系方式就是公开的求助电话，他也因此帮了许多家乡人。他还是父母身边出了名的孝子，是早逝兄长遗下的儿女遮风挡雨的靠山，让双峰籍的深圳人士常常感慨“生子当如聂雄前”。
让人更为叹服称道的是，即便职场社会、人情世界忙得昏天黑地，聂雄前却始终怀有一颗“文青”的心，他长年坚持写作，笔耕不缀，佳作频出，从散文到评论，从报刊到电视，从画坛大师到商界翘楚，从大人物到打工妹，从华侨城到农产品……在深圳的三十年，他写尽了深圳，也写活了深圳，他的笔下，既有光鲜迷人的繁华盛景，也有刺痛人心的问题追问，更有饱含深情的人间温暖，成为深圳写作群体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化用洛夫的一句诗，便是“绣口一出就半个深圳”。
而这一切的一切，从湘大到深圳，无论是“鲁达”还是“聂总”，都能看到聂雄前少年的影子，那个培养他养育他滋润他的乡村，那里的河流沟渠，田间小道，鸡鸭牛羊，阡陌人家……《鹅公坪》所描绘的就是这个少年的身影，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爱所恨，他的梦想，他的惆怅以及他的忧伤。
我读着书稿，常常陷入一种思考，在聂雄前的生命中，“鹅公坪”不仅是一个地名，一种寄托，更是一种源泉，一种本能，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刻骨铭心的人生胎记。
那么，该怎样形容聂雄前对故乡，对鹅公坪的这种情感呢?
我想到一句俚语，一句土话，甚至可以说是一句粗话、脏话。这是一句骂人的语，表达愤怒和憎恶，时常在街头巷尾、乡间田野上耳闻，也在特别的情境下，成为一种赞美和喜爱，朋友间的互相打闹和嘻笑，这句话常常成为口头禅，别有一种另类的亲切感。这是一种极度的情绪表达，虽难登大雅之堂，却情感复杂，内涵丰富。
二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延续到八十年代的中国，如今回忆起来，可谓百味杂陈，欲说还休。这是一个和平祥和的年代，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这是一个人心凝聚的年代，也是一个价值撕裂的年代;这是一个理想亢奋的年代，也是一个现实苦逼的年代。这在中国的农村，尤其是湘中这种离现代都市、现代文明并不遥远的乡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尤具特色。
《鹅公坪》正是这个年代和特色的一个生动的描述，一个难得的范本和一个忠实的记录。这是百年中国之大变局中的乡村缩影，前接农耕社会的板滞与宁静，后续改革开放的激荡与噪动，传统和现代勾肩搭背，善良与残忍暗通款曲，冲突中有温情，撕裂中有弥合。或许这是一段独一无二的历史，百年变局大背景下产生的一个别有滋味的“奇异果”。.
聂雄前笔走龙蛇，描绘出一幅色彩斑斓、活色生香的乡村风情画，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间百味，世间百态，看到了风花雪月，杨柳依依，看到了凄风苦雨，电闪雷鸣，看到了鹅公坪村里村外的那些鲜活灵动的人物，那些悲伤离合的故事，那种种说不完道不尽的喜乐哀愁，风土人情……
书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血的再版”的篇章，作者通过一些至亲乡党的人物命运，再现了湘中强悍的民风及热血乡民的性格特征，无论是犹如喝了铁牛水的女人妙玉，还是斗不死的小强鸿轩，四处流浪谋生的富求，以及义生、满秀等人，尤其是“叫声哥哥太沉重”中的长兄建前，都让人唏嘘感慨，抚卷叹息，为那种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那种受制于时代的憋屈，那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
“叫声哥哥太沉重”一节，读之格外叫人心酸心痛。作者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大哥”形象，他的聪明能干，他的不甘平庸，他的拼搏奋斗，他的时运不济以及他的自负豪横，放荡不羁……人们常说，“性格即命运”，聂建前的命运却坎坷多舛，虽呼风唤雨，名噪一时，但最后的结局，让人扼腕长叹。
作者用了“峣峣者易折”这样一句沉重的古语来形容此类乡村才俊能人的命运，是的，在中国深层次的文化结构中，“中庸之道”才是为人处世的良策与不二法门，中国社会，尤其是那些思想和行为都被严格禁锢和控制的时代，争强好胜、逞能斗勇、冒尖突破者，往往成为“出头鸟”、成为“出头的椽子”而受到压制和迫害，从而使“峣峣者易折”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和能人宿命，这其中，当然有个人性格的悲剧因素，但也不能不说是某种社会与时代的悲剧使然。
当然，作为一幅多彩的风情画，一轴当代的浮世绘，作者还写到了“含糖岁月”里的人间温暖，写到童年时放牛生涯的苦中作乐，写到乡村学校刘老师、胡老师们的关爱培育，写到乡村“半边户”与纯农户家庭迥然不同的喜乐与哀愁，写到算命先生、哑巴、痴子(疯婆子)、看水人的另类人生，也写到双峰人在深圳、在中国大地的遍地风流，甚至写到河南灾民当年在鹅公坪一带的乞讨生涯。
这些画面无疑是生动的，丰富的，语言也极富艺术张力，充满着乡趣野味。作者无疑是一位驾驭语言的高手，文笔洗炼而流畅，风格清丽而自然，对双峰方言土语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活灵活现地展现了湘中一带浓郁的风土人情和秀美的山光水色，与前辈作家周立波的名作《山乡巨变》在语言风格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脉相承之感。
然而，更多的，或者说对我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力和震憾感的，还是从作者通过笔下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村各色人物的命运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悲怆、无奈与沉重，让我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闺土、华老栓与祥林嫂们，更联想到米兰·昆德拉的名作《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所谓“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说的是生命中有太多事，看似轻如鸿毛，却让人难以承受。读到春香婶叽一家五口二十余年前赴后继式地服农药自杀的人间惨剧，读到“三年困难时期”那些长辈因饥饿自杀、暴亡的场景，读到“菜花黄，痴子忙”中那些曾经高雅美丽的疯女人在野地上游荡的画面，读到那种种因“道德人格的消失，家国情怀的褪色;城乡二元的对立，迁徙自由的禁止;计划经济的失灵，市场经济的扼杀……”而造成的苟活、煎熬与挣扎，那令人痛惜却轻如鸿毛的生命，那奋力挣扎却难逃贫困的命运，那不甘平庸却终生压抑的憋屈……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命运，似乎也是这个时代许多普通人的宿命，40余年的改革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进步，看到了重生，看到了改变，但似乎总是有那么一种阴影，一层雾霾在遮蔽着光明，遮盖着未来，那种困扰与缠斗始终就没有离开过我们。我常常想，一种已深植于某种传统文化中的基因和密码，似乎命中注定，与生俱来，我们能改变吗?会改变吗?
三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政治与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那么，“乡村”与“乡愁”似乎也是我们关于人性、关于人文、关于社会的一个永恒的话题。
乡愁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有人的地方就有乡愁。只是，异国他乡客居者的乡愁，城市高楼中精英白领的乡愁与背井离乡的打工阶层的乡愁，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引申阐发着千差万别的思绪与主题。
“乡愁”与“寻根”又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寻根在不同的国度曾经带来众多的响应，引起广泛的共鸣。前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裔非洲人的“寻根”，一部改编自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所撰同名小说《根》的电视连续剧曾风靡全美，引起广泛关注，至今仍有回响。
后有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由一批作家文人引发的“寻根文学大讨论”。人们试图通过传统文化的寻根，来探寻继承、发展的某种途径，乃至改变现状的方法。其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等人。那么，聂雄前笔下的乡村，《鹅公坪》所表现的“寻根式”的回忆与描述，又是怎样的一种“乡愁”与“寻根”呢?
这当然与作者的身份有关，与他少年时代的经历有关，与那种血脉相连的亲情有关。非过来人难以深刻理解那种刻骨铭心的如烟往事与锥心刺骨的爱恨情仇。这是聂雄前们这些从农村考上大学从而成为城里人的“第一代”的切身感受与情怀，他们的根在农村，他们曾经生活在农村，他们对那种城乡二元结构有着切肤之痛，他们对乡亲乡里的情感也可谓骨肉相连。而他们的后代，面对同样的乡村及其人物的命运，或许就有了迥然不同的感受和思考。
这与华侨中第一代和第二代……乃至若干代，对于有某种血缘纽带的“母国”，其感受是完全不同的。有时候，我也常常想，聂雄前们这些曾经的乡下孩子其实比我们这些城市娃儿似乎多一份幸运。或许，这多少有些矫情，但却是一种真实的所在!至少，时至今日，他们还有一种家乡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可以回归，犹如在亲人面前，可以抚肩痛哭，可以促膝谈心，可以开怀畅饮……
而我们这些“城里人”，在离开家乡若干年后，回到故乡的一幕却是，儿时的生活场景随着城市化进程中的广泛拆迁与重建，已经荡然无存，无迹可寻，我们成了真正的“无根”一族，不知我们从哪里来，又该到哪里去，我们身无所依，心无所靠，是一个个无处安放的灵魂。
但回过头想，聂雄前们的那个寄托着无限眷恋的“乡村”还存在吗?他们的“乡愁”是否也成了空中楼阁，水中幻影?
今日的农村，多为老人和小孩所占据，“空心化”“空巢化”似乎愈演愈烈，所以，造成发展的停滞，教育的落后，给人一种荒凉而凋零的落寞。
似乎，我们曾经“美丽”的乡村，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的是破败或者说支离破碎，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甚至，更体现在社会层面。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人就没有了一切，“空心化”“空巢化”就是加速乡村衰败的助推器。
这种担忧和警醒也在《鹅公坪》一书中有所体现。
当然，“美丽乡村”建设的启动，各种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强力政策的推出，将给人们带来希望，带来憧憬，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但前行的路岖崎而漫长，充满着险阻和挑战，决不会一帆风顺，一蹴而就。前路漫漫亦灿灿，往事堪堪亦澜澜……
唉，这让人又爱又恨的乡村，这叫人又恋又厌的乡情，这使人揪心而又憧憬的乡愁。
脑海里又蹦出那句话：“那狗日的乡村与乡愁”。
